作者：卢美松
潘正夫题刻。张小平摄
在乌石山众多摩崖石刻中，最具特色也最有历史价值的，当数霹雳岩上的“潘正夫题记”石刻?？涛募怯谀纤紊苄硕辏?132）仲春十三日，距今近900年。潘文乃记其于“靖康之变”后，率家人奔命逃亡的全过程。因是亲身经历，且隔不多时日，所以堪称信史实录，其价值远在史书、笔记之上，可以作为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地理和书法艺术的实证。
潘正夫题记所述，开头即曰“靖康之间，金人犯阙，二圣北迁”。概述的就是北宋灭亡的时代背景，也是造成他一家流亡的直接原因。
北宋末年，亦即钦宗在位的两年间（1126—1127），金兵南下侵宋破汴京（东京），俘虏徽、钦二帝，劫掠大量财宝文物及皇族、贵卿、妃嫔、朝臣三千多人北上?！熬缚抵选备渤仓挛尥曷眩问艺怨固油糖鹆⒐?，后又南下渡江都于建康（南京）?；实凵星胰绱死潜罚魑适页稍钡奈夤す麈饴砼苏蛞仓荒芾掖谕雒煅?。他在题刻中较为完整地记述了流亡历程：即从汴京出发，先至河南睢阳（商丘）；次年，金兵“寇淮甸”，兵锋直指淮河流域，潘氏一家再次流浪，“浮江而南避于钱塘”，即过江而避兵于杭州。这时因为皇帝“车驾幸建康”，高宗来到建康（今南京），所以潘正夫一家遂又“还复入觐”，觐见了高宗皇帝。不知什么原因，接着他们又来到江南，但是“会胡骑奄至”，即突遇金兵来袭，所以只好再上逃亡之路，“循赣水走湘湖”，沿着江西省内的赣水流域亡命逃往湖南、湖北。
根据《闽中金石记》载：在湖南零陵留有“潘正夫题淡山岩呈逊叔诗，后附逊叔和韵”。看来潘正夫即使在流亡途中仍有登山赏景并赋诗题刻的雅兴，无怪乎在福州虽临时下榻神光寺，也不忘就近登乌石山观景览胜：“因登乌石山，观李阳冰篆，乃得古人之遗意。”原来他还有雅兴观赏李阳冰所书“般若台铭”篆刻，可见李阳冰篆书名动天下，文人都想一睹其风采。潘正夫文人积习不改，虽身处漂泊之中，仍慕名而往。英年早逝的晚明诗人徐熥在“憩乌山天秀岩”诗中也写到“摩崖猜古篆”。他用一个“猜”字表明认真赏读的意趣，因为以他的文才和识见，不会对李阳冰篆文感到生疏而用猜。这也与潘正夫题刻所讲，观篆文是为“得古人遗意”相类，千载之下，石书牵起了文人共同欣赏的情怀，虽在颠沛流离之中，仍然不磨对国粹审美之心，中华文化的魅力由此可见。
之后，才“越五日，而赴行在所”，向高宗皇帝报到。他在题记的最后，还列出随从的四个儿子的名字。题记落款所书是“绍兴二年仲春”，已是1132年，上距靖康二年（1127）初始流亡之时已历五年。潘正夫用132字扼要地记述了他一家所经历的流亡过程，文字平实而客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而成为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
从潘正夫一家南行的流亡路线可以看出，他们自宋都开封出发，途经河南商丘，而后进入安徽地区的淮河流域（淮甸），越过长江南行，穿过江苏进入浙江杭州，回头又入宋帝行在所觐见高宗。不知何故又到江南，以致突遇金兵，只好再上逃亡之路，入江西循赣水行，流转于湖南、湖北，最后亡命天涯到达广东海边，而后折返进入福州，停留五天后才又北上去杭州行在所觐见高宗皇帝。从他缕述的行程来看，经过了南宋朝的半个领域，多数似乎走的水路，在内陆江河行进，比较平稳、安全。相比之下屈原遭楚王贬逐，“遵江夏以流亡”，也在湖南、湖北境内，但他都是步行，自然要比潘正夫他们艰苦得多。都说“国家不幸诗人幸”，诗人们在国家蒙难之时，备尝艰辛，发愤为文，因而多效屈原的榜样，写出慷慨激越的诗篇，道出心中的愤懑和不平，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只是潘正夫行经福建，又在福州作短暂停留，却未见有诗篇留下。仅见的这篇“题记”，只是平实地记录他的流亡行程，言简意赅，却显得谨慎小心，既无慷慨激烈之词，又不显露文采才华和激愤情绪，这也许是儒家倡导的温柔敦厚吧。潘正夫，字蒙毅，尚哲宗皇帝第三女吴国长公主，身为驸马、官至太傅，应是有才学之人，并非等闲之辈。
通观潘正夫题记全文可见，对于那场剧烈的社会突变，宋朝创巨痛深，潘氏只以“靖康之间”一笔轻轻带过，而后缕述流亡路线和过程，作为皇室成员这是颇为令人诧异的。处此天地翻覆的家国巨祸，又身历万里行程远遁，到福州已是身心俱疲，他却能不动声色，如经历一趟远足旅游，实在令人生疑。将他的这篇“游记”似的文章与宋代诸多爱国文人的诗篇相较，情感与人格之高下立判。如陆游忧国诗篇所咏：“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一生报国有万死，两鬓向人无再青”；岳飞作词所痛诉：“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褂欣罡?、陈亮、张孝祥、辛弃疾等人的众多悲愤诗篇，其精神、情感相去何远。反思在潘正夫流亡之后不过150年，南宋王朝再次在“文恬武嬉”中败亡，历史的悲剧重演一次，这次亡国之痛更惨。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蔽颐墙裉煸诎я媪剿蚊鹜龅睦方萄凳保玫囊蠹褪恰妒芳恰匪兀骸肮浯?，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潘正夫题刻中对家国之痛不着一词，只以“靖康之间”一句遮掩过去，自有其隐情：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古儒早有明训，他自不能例外。只是这种不计后果的矫饰，埋下了更加严重的后果，宋高宗以下历代帝王依然故我，“直把杭州作汴州”，最后的结局更加凄惨，最终不仅多代帝王尸骨无存，而且幼帝皇孙也不得善终，祸延子孙，灾及黎庶，莫此为甚，以致宋人沉痛感喟：“离乱人不如太平犬”，值得后人深长思之。
潘正夫的无语正显示赵氏家族对历史大变局不悟不悔的心态，只能令当代读者“感叹亦嘘唏”。
《福州晚报》（2024年5月5日 A05版 兰花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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