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船政创办后，在前清王朝只经历了四十一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即宣告停办。创办之初迅速形成规模，即由1866年12月23日破土动工，至1874年已经建成1所以造船为中心的大型机器制造厂。所生产的舰船以蒸汽机为动力，以螺旋桨在艉部推动，是真正意义上的轮船制造，四十一年中共建造四艘大型舰船。同时，根据沈葆桢的理论，认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所以他从一开始就重视引进西方办学模式，开办船政学堂。创办福建船政，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式产业的发展和新式教育的产生。福建船政融近代中国先进企业与先进教育为一体，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的生产力与先进的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一、船政成为中国造船重镇
福建船政是近代中国先进的船舶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的发源地。根据闽浙总督左宗棠建议：设立船政局，“兹局之役，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船政借助外国人的知识和技术，兴办近代最先进的“国营”企业，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沈葆桢工作勤勉，领导得力，全力推动，使船政事业蒸蒸日上，顺利实现建厂、造船、办学的目标，中外海军界、造船界为之震动，产生了轰动效应。1869年，船政造成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排水量为一千三百七十吨；1867年以后至1874年，共造蒸汽兵轮十五艘。1876年，船政学堂毕业生自行设计制造第一艘炮舰，排水量二百五十吨，是为船政自主造船的标志。1875年开始，船政实施建造铁肋船，开始由制造木壳船向铁木合构船过度，产品升级换代；1882年，造出铁肋快舰“开济”号，排水量为二千二百吨，代表了铁肋船制造的最高水平；1889年，建造第一艘钢质军舰“平远”舰，排水量二千一百吨，代表当时造船的最高技术水平，迅速赶上并超过内地的发展水平。
二、船政学堂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基地
福建船政创办之初同时开办船政学堂。左宗棠在奏议中明确指出：船政习造轮船，旨在“尽其制造、驾驶之术”，“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传习无穷；通过开办艺局（学堂），“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沈葆桢高瞻远瞩，一再指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不重在造，而重在学”。因此他采取“广报精收”的办法，精选学生，慎择教师，并且十分重视学堂教育，严密管理，严格要求。学堂始称“求是堂艺局”，旨在培养制造船舶和驾驶航海的人才。沈葆桢希望学生“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而不让外国习气移易学生的性情。他要求师生“精益求精，密益求密”，“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1866年12月，学堂招生一百零五名，分为前、后学堂（专业分制造、驾驶）；12月，设纷事院（又称绘事学堂）；1868年2月，创办管轮学堂和艺圃（后分别改为艺徒、匠首两学堂）；1876年3月，增设电报学堂。至此，船政共开设八所学堂。
船政学堂引进的是西方的办学模式。各专业初定学制五年（后来有的延长到一百个月）?？纬谭治每危ɡ砺劭危⒔⒖位虺Э危ㄊ导危?。堂课又分内、外两课，内课含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外课即室外课程，分别在工厂车间或舰船上上课。船政学堂本着开放的精神，引进国外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前学堂聘请法国教师，以法语教学，使用法文教材，开设法语、数学、物理、机械、制造等课程；后学堂聘请英国教师，以英语教学，使用英文教材，分为驾驶、轮机专业，开设英语、地理、天文、航海等课程。这种课程体系在内容上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官学或书院式教学模式，开创我国近代教育的先河。在教学方式上也独创新格，引进西方的实践教学模式，即学习制造的学生身入工厂、车间参加制造、施工；学习驾驶者上船实习，亲历风涛，以掌握技术。所以，学生在毕业以后即能独立设计、制造与操作，而且还有创造发明。学堂的教育方法后来为国内各地新办学堂所仿效，许多船政人物成为各地水师学堂的总办或骨干，因此李鸿章誉称“闽堂为开山之祖”。福建船政学堂成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重镇和典型代表。船政教育文化的新风吹向全国各地，其影响远在造船与练兵之上。
船政学堂的办学体制是厂校一体，统筹兼顾，实行的是教学、训导、行政分开的管理体制。学堂实行供给制，对学生实行军事化封闭式管理。学堂监督既管学堂，又管工厂；教习既是教师，又是工程师；学生既学理论知识，又
参加生产劳动或舰船操作运行。各个学堂、专业都安排大量实习，要求学生“手脑并用，技艺斯通”。从1875年起，船政学堂即开始派出留学生赴欧洲“游历”，进行留学、深造，至民国五年(1916年)最后两人学成回国止，共派一百一十一名学生留学。他们成为国内各行各业的骨干和主力，有的成为科技领军人物和海军高级将领。船政学堂通过组织留学的制度，让学生学习并掌握西方前沿的科学知识与生产技术，了解发明创造的最新成果。留学生们将从海外所学的军事、制造、航海、天文、外交等专业技术知识引入中国，打破传统教育模式和僵化内容，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三、船政学堂造就大批精英人才
沈葆桢在船政创办初期就预言，“中朝人才，取资学堂”，“斯人才源源而来，朝廷不乏于用”。的确，船政学堂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造就出一批科技人才。由于船政学堂开启了近现代教育模式，适应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和近代海军建设的需要，培养出一批新时代的栋梁之材，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奋发自强的精神、开放的思维、敏锐的目光、包容的态度。这是一群走在时代前列的新型知识分子，其典型的代表人物有卓越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杰出的外交家陈季同、罗丰禄，贡献突出的造船专家魏瀚、郑清廉，矿务专家林应升、林日章，轮机专家陈兆翱、杨廉臣，天文学家高鲁、王绶琯等等。最为突出的是船政培养出一大批近代海军的将领与统帅，如萨镇冰、叶祖珪、蓝建枢、刘冠雄、李鼎新、程璧光、黄钟瑛等，还有在中法马江海战与中日黄海海战中壮烈殉国的英烈吕翰、许寿裳和邓世昌、林永升等。他们都是我国近代的命世之英、爱国志士。正如沈葆桢所想望的：“中朝人才，取资学堂”，实现了他“于今中国有圣人”的理想目标。的确，船政学堂培养出的人才，引领我国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的发展，对近代中国的海军界、科技界、外交界、教育界、翻译界以及造船、电信各业，都产生深远的影响。船政人物的爱国忧时、奋斗牺牲、勤勉上进、严谨求实、勇猛精进的精神，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因此，船政学堂在船政文化结构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四、船政成为中国近代新式海军的始兴之地
晚清时期，一些有见识的官员开始认识到海防建设的重要性，纷纷指出创办船政的意义：“船政为海防要图”，“船政与海防相表里”。所以船政成为中国近代新式海军的始兴之地。船政创办之初，沈葆桢就做出规划，“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配一船之官”，一面造船一面组建水师船队。他十分重视训练新式海军，因此不久即练编成一营水师，官兵共约五百人。他还进一步提出“非练大支水军以为策应、合击之师，无以联气脉而慑寇志”。另一方面，他一再强调制造铁甲舰的必要性：“御夷于海，此器必不可少”。1870年，沈葆桢奏请“将船政轮船先行练成一军，以备不虞”，成立福建船政轮船水师(简称“福建水师”)，并奏请由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兼任轮船统领，组织训练，创建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1873年，罗大春接任福建轮船统领时，水师已有八艘舰船。后来，船政新造舰船被调派至沿海各个港口，执行海上巡防任务。船政培养出的杰出人才中有多人担任前清与民国时期的海军名将与领军人才。所以，福建船政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五、船政对保卫和建设台湾具有历史性贡献
1874年5月，日本政府寻找借口，派兵侵占台湾。沈葆桢受命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率领陆、水师执行巡台任务。6月17日，沈氏率军到达台湾后，声言“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予人”，积极备战，应对日军。他按照“以战止战”的指导思想，采取政治谈判与军事威慑、岛内设防与请兵大陆、团结民心与开山抚番三结合的斗争策略，有勇有谋、有理有节地开展驱日保台的军事与外交斗争，终于挫败日军的侵略图谋。嗣后，沈葆桢适时地提出“善后即创始”的主张，对治理、开发、建设和保卫台湾提出全面规划，做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战略部署，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巩固海防，移驻巡抚，增设府县，统辖全台；解禁招垦，开矿兴工，开山抚番；开设义学，教化“生番”；改革营伍，修建祠庙，凝聚民心，等等。沈葆桢和他的继任者们，以船政力量为主导，启动了台湾近代化的早期开发。经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台湾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实业兴办取得长足的进步。台湾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各个方面迅速赶上大陆各省，而且由于经济建设近代化的带动，台湾很快由后进而跻身经济最为发达省区之列。沈葆桢为加强台湾的治理与防务，为台湾的开发和建设做出开创性贡献，开启并推动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为台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李鸿章所评价的那样：“我公在彼，开此风气，善后始基，其功更逾于扫荡倭奴十万矣?！崩费Ъ伊嵋部湓匏骸拔鼋隼簦礁Х?，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
（本文摘自：《船政文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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